2026年1月底，直播平台B站的一个房间内突然涌入了93万观众，他们并非因明星而来，而是盯着一位穿着旧毛衣的男子。他名叫曹丰泽，32岁，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博士，现居于黑龙江的一座普通城市，他没有选择去北京工作，也没参加公务员考试，而是通过接取海外远程设计工作维持生计。曹丰泽接了三个项目，挣得的钱足以支付房租、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及为母亲置办药品，此外，他还能积攒一些存款。回到老家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在仔细计算后做出的选择。此前在北京工作三年，税后月薪为25000元，但是房租高达6800元，通勤需要耗费两个小时，每餐外卖起价四十元，周末出门消费也令人生畏，随便花上300元都在所难免。现在回到老家，尽管工作依旧是远程，收入变化不大，但房租仅需1500元，十元就能在菜市场买到三斤排骨，挤地铁的烦恼也不再。他将这种情况称为“地理套利”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在人民币贬值的地方生活，同时获得以美元计价的薪水，所产生的差价便是自己的利润。

北京人口在2024年底减少了2.6万人，这个数字看似不多，但年轻人中20到34岁的人群流失速度最快，他们并不是不想拼搏，而是感到难以继续。曾几何时，买房被视为入场券，然而那些咬牙坚持的人发现房价不再上涨，反而每月还要偿还贷款，而那些老旧的房子还漏水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孩子的教育需要关系，医院则需排队等候挂号到下周，所有这些都算作隐性成本。许多人算过，在北京打工的真实时薪，要扣掉通勤、焦虑及生病风险后，可能还不如在县城送外卖。更加讽刺的是，曾有人建议他们不要死磕北京，而如今这些人反而过得轻松自如，没买房、没贷款，未被卷入那个复杂的游戏中，结果房价下跌，他们没有损失，房租上涨，他们也不必承受，而学区房崩溃，但孩子们在县城的重点学校照样读得不错。这不是偶然，而是因没有参与这场游戏，从而避开了最后的清算时刻。

小城镇并未真的改善，反而因为人少，问题自然缓解。在黑龙江的一个村庄里，户籍上仅剩四十多个家庭，村干部提到没人再闹事，甚至信访办也关门歇业了。过去，去三甲医院挂号需要排队六个小时，如今只需用手机随便一点，就能在当天看病，办事窗口的工作人员态度也变得友善，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了提高觉悟，而是来办理业务的人寥寥无几，竞争消失了，寻租空间也就随之减小，资源不再紧缺，权力的重负也显得轻松了。

技术早已支持远程办公，只是在人们心中那一丝希望未碎之前，没人愿意尝试。新冠疫情暴发后，大家才意识到，京沪房价并不能永远高企，户口并不能确保稳定，大公司也并非牢不可破的铁饭碗，工具一直存在。昨日无人敢尝试，今天有人先行，发现这种生活同样可行，甚至更加惬意。然而，这条路并非人人适合，需具备可入电脑的技能，例如编程、设计、翻译或海外咨询等。而配送员、餐饮从业者和工厂的蓝领工人并没有这种条件。所谓的“小城回流”，实际上是部分中产阶层选择更换生活地点，不是底层的翻身逆袭。在曹丰泽的朋友圈中，有人晒出大理咖啡馆的照片，有人分享清迈的租房信息，还有人在葡萄牙海边修改PPT，他们并不是在逃避，而是在重新选择生活的地点。

他最近在《文化纵横》上发表了一篇短文，听同事播放刘欢的《从头再来》时，他忍不住笑了，那首歌原本是为下岗工人创作，现在的年轻人却未必能理解其含义。倒是《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》这首歌，他找出来反复听，那是2010年发布的，如此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，大多数人也不过是背景中的一部分，进入下行周期后，有人受了伤，也有人刚好蹲下来歇息。如今，他每天早上八点起床，陪母亲在小区散步，化开的冻梨咬一口，甜中带涩，正如这十年走来的感受。突然，手机提示音响起，一个新订单来了，客户在德国，时差六小时，他回复了一声，随手将梨核丢进厨房的垃圾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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